葬礼是在纽约郊外一处公墓举行的。那天早晨下着小雨，雨丝细得像针尖，落在银杏叶上沙沙响。闾珣站在墓穴旁边，手里拿着一把黑伞，但没有撑开。雨水打湿了他的大衣肩膀，他没有掸。

    来的人不多。家人和基金会的老员工，科恩拄着拐杖站在最前排，詹姆斯站在他旁边。闾实从台北赶过来，站在闾珣身后，手里攥着一只小铁轮子——那是他在北营车间门口捡回来的，边沿已经被磨得光滑如镜。

    墓碑很简单，按照于凤至遗嘱里的要求，只刻了名字和生卒年份，其余的字一概不刻。碑上刻着：于凤至，一八九七——一九九〇，墓碑朝向东北。

    闾珣把母亲的算盘从棺椁旁边拿起来。那把算盘跟着她嫁进帅府，跟着她走过皇姑屯的硝烟，跟着她跨过太平洋，跟着她在华尔街打下了江山。

    骨珠磨得发亮，最右边那颗还停在她最后拨到的位置。他想起她以前在帅府偏房里拨算盘的样子——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啦响，整个后院没人敢去打扰她。他想起她教他写“铁”字的时候说金字旁加一个失，不是失了金子，是金和铁在一起才叫铁。他想起她在秦皇岛仓库验货，拿着卡尺一根一根量枪管，程师傅蹲在新化铁炉前喊“温度到了”。

    他把那颗骨珠轻轻拨了一下，骨珠在安静的墓地里发出一声脆响，那是她每次对完账最后拨的一颗。他弯下腰，把算盘放进棺椁里，放在她手边。

    “娘，这把算盘跟你走。铁柜子里的档案我锁好了，三签制还在用，基金会的规矩没变。榆树那个姓于的女孩已经当了老师，陕北那个想修铁路的男孩数学又考了满分——他说他最大的梦想是修一条从延安到西安的铁路。他上次写信来，信里夹了一张自己画的铁路线图，从延安一直画到西安，旁边用红笔标了每一站的地名。他说这条铁路他想了很久，从初中开始就想——他爷爷当年在陕北见过红军，说红军穿的草鞋走路不骑马。他爷爷跟他说，那些穿草鞋的人后来打下了江山，你要好好念书，以后替他们把路修好。他说他修铁路不是为了赚钱，是想让陕北的孩子以后去西安上学能坐火车，不用再走山路。这些名单以后每年都会准时送到我桌上，我替你看。”

    闾实走上前，把手心里那只小铁轮子放在墓碑前面。铁轮子在细雨中泛着暗银色的光，边沿被磨得光滑如镜。他从口袋里又掏出一颗鹅卵石——那是他哥哥闾珣小时候在帅府花园里捡的，后来一直收在基金会的陈列室里，跟程师傅的铁锅放在一起。现在他把它们都放在墓碑前面。

    “大妈，铁轮子我从北营车间门口捡回来了。鹅卵石是闾珣小时候在帅府花园里捡的。您说过铁锅和铁轮子都是奉天的铁——从同一个炉子里出来的。我在台北修横贯公路的时候，每次隧道爆破之前都要亲自检查炸药量，每根钢筋都要验过才用。新炉子劲大，但要有人盯着——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。以后我修港口，还是这个规矩。我下个月去上海，港务局那边已经把扩建方案的初稿发过来了。您以前说过，港口是物资进出的喉咙，每一项都要有人签字画押。这句话我也记住了——以后港口的每一批物资进港，谁经手、谁批准、谁核查，三栏分开，跟您在秦皇岛仓库验货时一样。”

    科恩拄着拐杖走上前，站在墓碑前面沉默了很久，然后弯下腰，把手里的白玫瑰放在墓碑旁边。

    “夫人，我说过每年都来还债——利息照付，本金永远不还。今年是最后一次了。你在那边接着投教育吧，华尔街的规矩变了，但你留下的规矩一直没变。你当年跟我说教育是给每个人一把算盘——现在那把算盘传到了榆树，传到了陕北，传到了每一个需要它的孩子手里。你的本金我还不起了——利息太重。我今年又给基金会捐了一笔，不算投资，算还债——利息照付，本金永远不还。”

    詹姆斯走上前，把一份刚收到的传真放在墓碑旁边。那是上海码头发来的——虞洽卿的儿子听说今天举行葬礼，特意让码头工人签了一份联名慰问函，落款处密密麻麻签满了名字，每个人的名字旁边都写着岗位：搬运工、吊车司机、仓库管理员、报关员。他站在墓碑前，声音有些发颤。

    “夫人，上海码头的工人听说您走了，联名发了这份慰问函。他们说码头上每一批货的提单副本都按老规矩归档——每一笔都签字画押。您当年在秦皇岛仓库立下的规矩，现在还在用。有个老工头在签名旁边画了一颗五角星，他说那是您教他写的第一个字——他以前不识字，只会按手印。他说那颗星星是替所有不识字的搬运工画的。”

    雨渐渐小了。银杏树的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，远处哈德逊河的汽笛声低低地压过来。

    葬礼结束后，闾珣站在墓前没有走。他蹲下身，把铁轮子和鹅卵石并排放在墓碑前面，又看了一眼碑上那行字——于凤至，一八九七——一九九〇。墓碑朝向东北。

    他站起来，把那枚评审小组的旧印章从口袋里掏出来看了看。印章上的字迹已经磨损，但还能认出“评审小组”四个字。他把印章也放进棺椁里，放在算盘旁边。这是他母亲用了一辈子的印章——每一份采购单、每一份合同、每一份捐赠书，最后一栏都盖着这枚印章。现在它陪她一起入土。

    从今往后，基金会的事由他负责。榆树、沈阳、上海、陕北——四个助学点的名单每年都会准时送到他的桌上。他会替她一个一个看完，然后在每一个名字旁边用铅笔打勾。就像她当年在评审小组批采购单一样——每一笔都有人经手，每一笔都有人批准，每一笔都有人核查。铁柜子里那些档案他也会继续锁好——钥匙放在口袋里，跟母亲当年一样。

    远处哈德逊河的汽笛声又响起来了。春风从河面上吹过来，把墓前的银杏树叶吹得沙沙响。那是她在纽约种下的第一棵银杏——从奉天老榆树上取的种子，漂洋过海，在异乡生了根。他拉开车门，坐进去，发动了车子。

    身后墓前的银杏树被春风吹得沙沙响，那只小铁轮子在细雨中安静地躺着，边沿被磨得光滑如镜。

    从今往后，他替她看。铁柜子里的档案还在，基金会墙上的名单还在——每一份都按规矩签好了字，每一个签字都留了空白。她走之前把该签的字都签了，把该做的事都做了，把答应的事一件不落地办完了。